广州零工市场调查:用工量少了,工价降了

时间:2024-12-26 11:27:20 来源:时讯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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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遵平正在考虑离开广州。

8年前,市场康乐村的调查黄金年份,45岁的用工他和妻儿一起,从湖北监利来到这个广州著名的工价降了制衣村做零工。吴遵平一家三口都从事制衣行业,广州行业的零工量少兴衰决定了他们一家生计的顺逆。今年下半年以来,市场行业尤为不景气,调查家庭收入近乎减半。用工他打算,工价降了若月底情况仍没有好转,广州就把房子退掉,零工量少和妻儿回老家。

吴遵平一家不是孤例,康乐村也不是,广州各地的零工们普遍面临着相似的窘境。

12月5日至8日,南方农村报记者走访了广州白云区长红村、花都区狮岭镇、番禺区钟村、海珠区康乐村的五个零工市场。据多位零工、劳务中介负责人和企业老板反映,今年以来,多个行业零工用工量均有减少现象,甚者减少超过半数,零工工价普遍降低一到两成。

零工市场日渐“僧多粥少”,不少工人日日守在零工市场,却只有不到半数的日子能找到工作。零工市场遇冷,工人们在怅惘中等待一个工作机会。

行业不景气,用工量减少,工价降低,这一系列效应最终和最被动的承受者,是劳动力市场中抗风险能力最弱的零工。

行业不景气,用工量减少,工价降低,这一系列效应最终和最被动的承受者,是劳动力市场中抗风险能力最弱的零工。

 01 

零工市场里的潮汐

凌晨四点半,天色未亮,白云区嘉禾街长红村的零工们各自从三四百块租下的暗间里醒来,动身向南天广场走去。自此到凌晨五点半,是AG超玩会入口工地招工的时间,南天广场是长红村零工的聚集点。

“昨天去哪里发财了?”“这两天扛了一下,手又开始痛了。”“我昨天‘买马’赢了三百块钱。日赌夜赌,开上路虎。”“现在哪里有活干哦,到处都没有……”

一百多人聚集在南天广场南侧,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谈消磨时间,不时抬头观望是否有外来车辆驶来。有人头上戴着自备的安全帽,显示他们是准备充足的劳动力。

向人群而不是街上张望的,往往是招工人。

他们一旦在广场上现身,还没等停下脚步,就会有人一个箭步凑上去问他们招什么工、工价多少、管不管饭。闻声而动的其他人很快也会围上来,以招工人为中心聚成一团。

这次来招工的是一个矮矮胖胖的中年女人,零工们认得她,是专门给工地招人的。“一百六一天管饭,去广州火车站(广州西站)。”女人报上条件之后,愿意跟着去的人就聚在她身旁,一起等拉人的公交来。

车到了,“呲”的一声,门打开,挤在车门前的人群一窝蜂挤上去。

日光和车厢里的灯都没有亮起,黑夜里,车上的五六十人被拉到十多公里外的工地,准备开始一天的劳作。

长红村零工市场的一天,从凌晨四点多开始。

长红村零工市场的一天,从凌晨四点多开始。

去往广州西站工地的车来了两趟,罗萍秀都没有被选上,骂骂咧咧地从上车点折返回来,她说,招工的女人和她不对付,不愿意要她。

罗萍秀今年59岁,茂名高州人,瘦瘦小小的矮个子。和丈夫离婚后,她失去了经济来源,便开始了打零工的日子。

来广州两个月以来,她只有少数几天找到工作。她租了一个四百多元的单间,为节约开销,常常以白粥拌盐果腹,或再煮个一块多的炒豆芽,将每顿饭的成本控制在两块钱左右。

“你能支持一下我们这些穷苦人不?”与记者交谈十多分钟后,罗萍秀终于按捺不住,把这句话说了出来。

“支持”指的是金钱上的。穿着稍微体面一些在南天广场与零工们攀谈,会有人来问你招不招工、打不打牌、谈不谈对象、能不能借点钱、能不能发个红包。

在长红,像罗萍秀这样每个月干不到10天的人并非少数,记者对话过的二十多名零工里,只有一人十一月工作了超过20天。生活困窘的他们,希望通过各种手段“来钱”,哪怕来钱的渠道是一个刚认识不到20分钟的陌生人,他们也觉得不妨一试。

人群逐渐散去,在七点前后再次聚起三四百人,这是工厂招工的时间。

长红村周边综合型工业园聚集,有长红第一工业园、长红双和工业园、长红竹仔工业园等,分布有日化用品厂、电子厂、包装厂、皮具厂等工厂,提供了一批零工就业岗位。

零工做的往往是技术含量较低的工作,如在化妆品厂给化妆品灌装、拧盖、装箱。这些岗位的工资也往往较低,化妆品厂的工资约为16元每小时,一天需要工作11-12个小时,其他工厂的工价与工时与之相仿。

每当招工的车到达南天广场,工人们都会迅速围上去。

每当招工的车到达南天广场,工人们都会迅速围上去。

工厂的招工更加热闹。招工人的汽车还没停定,十多个人便围了上去,一些后知后觉或赶不上趟的人,“噢!噢!噢!”地一番起哄。

司机把车窗降下几厘米,零工们扒着车窗框探问招工信息,有的人还没等对方说完,打开车门就坐到了后排。只要工价合适,他们连与后排相通的后备箱也愿意挤进去。

这里的零工发挥主动性的空间很窄,他们无权讨价还价,只能在工价低的时候选择不干,以表示不满。

在广场等了一个小时,纸盒厂的费老板还没有招到足够的零工。人群将他簇拥过,而又各自散去——他们嫌他的工价低。他开出的价格是15元每小时,工作11个小时,他需要二十个临时工,但只招到了五个人。

在这里,能找到工作的人是少数。当被问到为何不愿在工价上让步,找份保底工作,或为何不索性到别处找活,人们总是沉默不语,仿佛拒绝思考这两个问题。

“只要想找,肯定能找到的,他们只是不愿意做。”晚上七点,一位中介正在给地铁站的工地招工,这也是快递物流的招工时间,广场上再次聚起了约一百人。在这位中介看来,许多人找不到工作,是因为他们过于挑剔,或过于懒散。

一名零工告诉记者,街上的人只有一两成能找到工作,诚心找的人会加入各工厂的招工群。有些人到街上只是为了闲逛闲谈,打发时间。有的人睡到日上三竿再出门,或索性在屋里消磨时间。

不过他也坦言,如今找零工更难,两三年前广场上会有三四千人,约有六成人能够找到工作。现在周边工厂零工用工量减少,难免有人找不到工作,只能到街上碰运气。

 02 

选择成为或被迫沦为零工

“我现在都挂壁了。”长红零工市场里,一名多日没有找到工作的零工自嘲道。

“挂壁”是深圳三和人力市场亚文化——“三和大神”文化中的一个常见词,十多年前,这一文化一度受到社会关注。三和大神们崇尚“干一天,玩三天,没钱直接睡大街”的生活方式,以干日结零工为主。“挂壁”是大神们的常态,意思是每天无所事事、不工作,就像被挂在墙上的闲置农具。

长红一处小公园的健身器材上,被喷上了“大神”二字。

长红一处小公园的健身器材上,被喷上了“大神”二字。

长红的工人,哪怕不知道三和大神,践行的也是与之相似的生活方式。村里一个小公园的健身器材上,被人用黑色喷漆赫然写上了“大神”二字。这里是零工们的一个根据地,他们日间在这里打牌闲谈,夜晚无处可去时在这里露宿。

对于长红的许多人来说,做零工是主动选择的结果。

他们认为,零工的工价单价比长期工高,工作时间灵活,跟管理层不对付时,可以说不干就不干,是性价比较高的选择。此外,长红的生活成本低,三四百元就可以租下一间十几平米的单间,他们干两三天日结工就可以支付这笔钱。即使一时找不到活干,他们也能负担起短时间内的开销。

零工市场周边多聚集着大批日租房,一般是单间,价格约为30-50元一晚,房租每日一结。日租房经常成为刚开始零工生活,或刚到新的零工市场找工作的人的第一站。交不起月租时,他们也会选择在这里过渡。

对于狮岭镇和康乐村的零工来说,选择了皮具和制衣行业,就约等于选择了零工。

狮岭镇被誉为“中国皮具之都”,据报道,这里有8800多家各类箱包皮具制造企业和18600多个相关经营性商户,超过30万产业工人,每年向全世界发出的各类箱包超过7亿只。

狮岭镇50人以下规模的小型皮具厂居多,小厂订单不稳定,货量多时,常常需要到阳光南路和狮岭镇零工市场街边招工。早上七点到八点是主要的招工时段,两处分别在街边聚集了四五千和两三千名零工。

招聘的工种包括车位、台面、打五金、翻袋等,工价多以“分”或“毛”为单位进行计算,多以计件的方式计算工资,工资日结或一批货一结。车位月薪约为八千至一万多元,其他工种月薪约为五千至七千元,具体薪资因各人工作量而异。

早上七点多,阳关南路上聚齐了四五千名零工,往车道上一道挤出了宽约7米,长约200米的人流。

早上七点多,阳关南路上聚齐了四五千名零工,往车道上一道挤出了宽约7米,长约200米的人流。

狮岭镇的工人也会通过一些标志物,来体现自己的工种特征,以及显示自己积极的劳动力预备状态。一些“翻袋工”的身旁会摆放一个半米高的铁杆,那是他们用来给箱包翻面的工具。铁杆不是翻袋工的应聘必备品,但这能让招工人一眼分辨出他们。

对比长红村而言,狮岭镇的揽活竞争相对更小。狮岭镇用工量更大,工人有一定的技能和经验基础,有和招工人协商较量的资本。工序简单、工价高、货量充足的活,才会更受到工人的青睐。

在康乐村的零工市场,每天有数万名零工在这里找工作,这是广州规模最大的零工市场。

康乐村的工厂24小时昼夜运转,早上八点开始是车位工的工作时间,晚上十二点之后其他工种接续完成其他环节,这两个时间点前的一两个小时是招工的主要时段,也是街上人流最旺盛的时候。

康乐村和鹭江村是广州著名的制衣村,紧邻的两村形成了康鹭片区。康鹭片区以50人以下规模的小型制衣厂为主,据报道,这里开设了超过5200家小型制衣厂、印花厂、辅料厂等服装纺织业相关企业。该片区约1平方公里,常住人口超10万人,95%以上是外来人口。

康乐村零工市场在广州的零工市场中规模最大,这里每天有数万名零工在街上和康鹭新招工广场找工作。

康乐村零工市场在广州的零工市场中规模最大,这里每天有数万名零工在街上和康鹭新招工广场找工作。

这里采取的生产模式是“小单快返”“24小时出货”,与之相适应的,工厂的招工模式也较为灵活,工厂根据实时单量招零工,旺季工厂的长期工和零工比例可达1:2。基于这种生产和用工模式,康鹭片区形成了庞大的零工市场,工人月薪约为七千到一万多元。

康乐村的零工称高效的熟练工为“高手”,小厂订单不稳定,高手可辗转多个工厂,保证工作饱和度,从而赚取更高的薪资。对于他们而言,零工是最具性价比的工作模式。

狮岭镇和康乐村的零工年龄主要集中在40-60岁,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经历过2008年的金融危机,那一时期一些工厂老板跑路,挫伤了工人们对劳资关系的信任,此后他们更偏向于做日结零工。

然而,对于一些人来说,零工不是主动选择,而是被迫走向的退路。他们从各行各业退下,流入零工市场。对于他们来说,当零工是谋求生计的最后一条道路。

对于一些人来说,当零工是谋求生计的最后一条退路。

对于一些人来说,当零工是谋求生计的最后一条退路。

零工市场里,有人工作了七八年的皮具厂从中秋节开始停工放假,复工复产无期;有人开了几年房地产中介公司,受房地产市场降温影响公司倒闭;有人年纪渐长,无法承受长期工每天十多个小时的高负荷工作模式;有人工作的工厂经营不佳裁员……

在康乐,这样的人超过万人。近几年来,康乐村的制衣产业并不景气,今年以来,康乐村又经历了拆违、拆迁、产业转移,一批企业倒闭、搬迁、裁员,超过万人流入零工市场。

“现在地也没有了,都卖了,回去种地都不行,回去能干嘛?有地的现在回去,稻子都收了,也没活儿干了。”一名零工说道。

 03 

零工市场遇冷后

“往年行情好的时候,零工市场上午九点十点就没什么人(在找工作)了,现在(九点多)还有很多。今年整体上来说,企业的用工需求下滑得比较多。”赵松说道。

赵松是狮岭镇零工市场的企业方——广东天杰集团的负责人之一。狮岭镇零工市场于2023年成立,由花都区人社局和广东天杰集团共同出资建设。

据赵松介绍,该企业的合作企业有100多家,包括电商、快递物流、电子厂、电器厂等,多为百人以上规模企业。今年以来,其合作企业的用工量整体下滑,减少30%-40%,该企业2022年同一时间在职的劳务派遣工有七八千人,最多时有一万多人,今年只有四千多人。

“以前来找工作的人,有百分之六七十我们能给他安排工作,现在能安排个百分之四五十就算不错了。”赵松说道。

多家中介表示,其合作企业的用工量整体减少了半数或以上。

多家中介表示,其合作企业的用工量整体减少了半数或以上。

用工量减少的情况,在记者走访的五处零工市场中均有出现。零工与企业的劳资关系更为松散,在行业不景气或企业经营不善时,他们往往是最先被裁的对象。

前述长红零工市场的纸盒厂费老板告诉记者,与记者见面的当天,是他第一次到零工市场招工。以往他以17元/小时的工价让中介代招,中介再以14-15元/小时的工价去招聘。但由于合作的化妆品厂、电子厂等工厂今年经营状况不佳,工厂订单量减少了四五成,为减少用工成本,他决定自己招工。

订单量大幅减少后,一些长期工因为工作量不够、薪资降低选择了离开,“他们很靠加班费(增加收入)”。为降低用工成本,费老板也减少了用工量,现在厂里的长期工减半,临时工减少了七成。

零工与企业的劳资关系更为松散,在行业不景气或企业经营不善时,他们往往是最先被裁的对象。

零工与企业的劳资关系更为松散,在行业不景气或企业经营不善时,他们往往是最先被裁的对象。

康乐村柳老板的工厂去年有20名员工,其中长期工8人,零工12人,一个月能做四万件货。现在档口合作客户下单量减少,工厂一个月只能做不到一万件货,每件衣服的加工价格也从15元降到10元。为降低生产成本,他裁走了所有的零工和2名长期工,给工人的工价也有所降低。

在番禺钟村街道,零工招聘基本由中介来完成,街道内有超过十家小型中介。

钟村距离广州南站较近,是不少零工进入广州的第一个落脚地,也被称为打工人“新手村”。零工从外地进入钟村,后会被中介送往钟村、南沙、花都、佛山等地的汽配厂、电器厂、化妆厂等工厂。

钟村大嘉好企业管理公司钟村分店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从今年下半年开始,其合作的企业零工用工量减半,有约三到四成企业近期开始提前放假。在企业压价和中介竞争减价的共同作用之下,工价减少了约一到两成。

钟村另外几家中介的负责人称,他们的合作企业用工量也是从今年下半年开始减半,除汽配厂和快递物流等工作强度较大的工种价格较为稳定,其余工种降价幅度约为一到两成。

狮岭镇和康乐村的皮具和制衣产业,除核心岗位车位之外,其余岗位也降价约两成或以上,一些零工向记者抱怨称,一些工厂明面上没有降价,但会要求他们以同样的价格完成更多的工序。

降价幅度最大的是工地零工,往常工地打杂的小工约为220元一天,今年下半年工价降为160到180元一天。

行业不景气、用工量减少、工价降低,这一系列效应最终都会传导到劳动市场里抗风险能力最弱的零工身上。

零工市场遇冷,工人们在怅惘中等待一个工作机会。

零工市场遇冷,工人们在怅惘中等待一个工作机会。

下午三点,长红南天广场上,预料到自己很可能又找不到工作,四十多岁的零工华冠强(化名)又开始唱起了歌。自二十多天前花80元买来一个二手音箱,他就基本每天都背着它到广场上唱歌。

华冠强上个月只找到了几天工作,如今口袋里不足300元。他斜挎着半米长的黑色长条音箱,一手啤酒瓶一手话筒,自己唱,也邀别人唱。不知是出于洒脱达观,还是为了借酒意和歌声消愁。

“你来自哪里呢?我来自广州。人的一生要闯漫长路,孤身走遍千山万尺土。谁人面对胜负这国度,纵是受损创伤都强渡……”唱完一曲《世界由我造》,六瓶啤酒下肚后,他带着醉意,摇摇晃晃地离开了广场。


【见习记者】邓宝盈

【来源】南方农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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